[25]王叶刚人格权中经济价值‘可让与性之反思，载《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还应当看到，人格权商业化许可使用合同在某些规则上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目前仍然难以将其纳入民法典合同编有名合同的范畴，合同法无法对其作出专门调整，也难以对其作出详细规定。[39]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871号判决书。
再如，就姓名权的保护而言，是否可以扩展到笔名、别名、艺名等，都需要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虽然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在侵权法中对生命、名誉、姓名等人格权做出了规定，但在保护方式上都采纳了消极保护模式，而是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侵权法所保护的权益范围。尽管人格权原则上不能转让，但某些人格权的权利人可以许可他人对其人格权进行利用。针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个人隐私等人格权带来现实威胁，美国学者Froomkin提出了零隐权的概念，认为各种高科技、互联网的发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副作用，即对我们的隐私权保护带来了巨大威胁。例如，在法国，通过对民法典第1382条过错责任一般条款中损害的解释，法院逐步将人格法益纳入其中，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人格权判例体系。
因此，只有通过正面确权的方式，才能形成明确、具体的人格权保护规则，从而统一裁判规则，实现法的安定性。[34] see Franz Werro：Tort La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A Tribute to John G. Fleming's Legacy，49 Am. J. Comp. L. 154. [3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1988]民他字第52号。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抽象审查，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案件审查，需要具体区分。
（4）宪法解释案的格式。目前实际上是由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合宪性审查工作。换言之，当事人只有在法院作出终审裁判之后，认为法院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违反了宪法，才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只有当法律实施以后，实际形成案件，或者说是特定当事人的宪法权利受到了实际侵害时，在普通法律诉讼中，或者在普通法律诉讼结束以后，由案件的当事人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作为宪法权利救济的途径和手段。
这部法律需要明确以下内容： （1）宪法解释案的提议主体资格。依欧洲国家的经验，在立法法对于公民个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未规定任何资格和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如何应对汹涌而来的公民个人启动？因此，在制度设计上，任何社会主体都有资格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而事实上，则必然演变成为任何社会主体都不可以启动的结局。
在这些工作任务之外，由其进行具体的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确难堪重负。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是由法院依据宪法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合宪性进行审查，德国式和法国式的宪法法院制、宪法委员会制是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外另行设立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由其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合宪性。对于宪法解释案的公布主体，宪法没有规定。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其是由一些基本原则和相对比较抽象的规范组成的。依据公权力的公定力原理，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以后，虽然该法律存在合宪与违宪两种可能性，但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和法律的权威性，在违宪审查机关作出撤销该法律决定之前，该法律被推定为合宪。依据公权力的公定力原理，法律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以后，虽然存在合宪与违宪两种可能性，为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推定该法律合宪。尤其是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特别是在存在具体的宪法争议的案件中，需要依据宪法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作出判断，必须对宪法规范的含义作出解释。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宪法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认为法律文件违宪，可以采用的违宪责任方式应当包括：（1）对交来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予批准。案件当事人应当有权在诉讼过程中，向审理案件的法院提出所选择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异议。
作为宪法救济的手段，当事人应当具有挑战该法律规范的主体资格。（3）只限于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提出审查建议。
法律依据宪法而制定，在法律制定以后，宪法的理念、基本原则、规范内涵隐含在法律之中，法律的适用实际上意味着是宪法的适用。原则审查，即在法律文件生效以后发生具体案件前进行审查。据知，设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内的法规备案审查工作室并不是处于无为的状态，而也在积极地对交来备案的法规、规章进行审查工作，只是其受理请求过程、审查过程、处理结果等处于鸭子划水式的非公开状态。近年来，备案审查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去年一年取得了新的进展因为从原告的角度而言，以原机关之行为作为程序标的有利于直接解决纠纷，显然该行为的作出者不含复议机关。前景分析 近年来，我国在当事人选择行政纠纷的解决途径方面呈现大信访、中诉讼、小复议的格局，这表明学界将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纠纷主渠道的寄望未能实现。
这在当前我国行政机关唯绩效考核为重的背景下，在行政机关更多地扮演趋利避害的理性经济人而非大公无私的国家代表人的现实下，可能会助长复议机关不作为或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投机倾向。[19]相比而言，选择原机关作被告，则能一次性解决原始纠纷。
[16]然而，《适用解释》反映出的原处分主义内核却强调：复议机关可根据自己调查的事实和对法律适用的理解来改变原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只要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就不视为改变原行政行为。而在特殊要件方面，必要共同诉讼仅针对同一行政行为提起，其本质上为一个诉讼，故客观上不具有可分性，法院自应合并审理。
置于我国行政机关唯绩效考核为重的背景下，前述制度设计尤其契合复议机关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对于复议机关不作为的被告确定问题，新法第26条第3款未考虑是否复议前置，而是一律采取对谁不服，起诉谁的标准。
综上，复议机关在不作为或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作为被告的可能性都远低于维持或改变原行政行为的情形。我们认为，特殊共同诉讼的制度设计已背离处分权主义的诉讼法理。只不过此时的程序标的并非原行政行为之本来样态，而是经过诉愿决定修正之原行政处分。不难发现，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原处分主义均表明：复议决定对原行政行为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进行补正时，原则上仍以复议决定所修正的原行政行为作为程序标的。
但需注意的是，若仅系基于复议程序违法而将复议机关列为共同被告，则不属于新法第26条第2款之特殊共同诉讼的范畴。在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复议程序合法性产生质疑的场合，因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完全与原行政行为无关，此时若提起共同诉讼，将构成普通共同诉讼，被上诉人之确定适用对谁不服，谁为被上诉人的原则。
因为根据《适用解释》第7条：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如同旧《行政诉讼法》产生了维持会现象一样，基于复议机关避免当被告的不变心理，新法是否会产生不作为会、不予受理会的全新尴尬？这是有待观察且值得深思的。
若原行政行为受到法院的否定性评价，则复议决定也应作出相应调整。二、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的前景分析 尽管完善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的操作规则，乃是回应当下的司法实践所需。
（二）原告不服一并裁判时被上诉人之确定 依照新法第79条及《适用解释》第10条第1款的规定，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法院应对原行政行为与复议决定一并作出裁判。新《行政诉讼法》（下文简称新法）一改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即可不作被告的规定，代之以共同被告的独特设计。[4]因为仅由复议程序违法而引发的诉讼完全可以单独提起，其在性质上应属普通共同诉讼。即便原行政行为不合法，只要其经复议决定修正后合法，即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复议机关恒作被告取向下不作为或不予受理之泛滥 新法体现了复议机关恒作被告的立法取向，无论复议决定对原行政行为维持或改变，复议机关只有作共同被告与单独被告的区别。[22] 内容如下：如果行政行为违法且原告权利因此受到了侵害，法院应撤销行政行为及相关的复议决定。
同时，共同被告将强化被告方的举证及质辩能力，为免两造诉讼能力的悬殊性进一步扩大，原告多半不愿追加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8] 在域外文献或部分译著中，行政处分与诉愿分别对应于我国大陆地区的狭义行政行为与行政复议。
处分权主义属于当事人主义的下位概念，系专就诉讼之标的而言，并因而支配与决定诉讼程序之全部。至于复议机关履行的情况，仍然是在两可之间，当事人对复议的结果不满意，可能面临二次诉讼的问题。
